序
哈佛大學 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 （Roderick MacFarquhar）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西方很少有政治學或其他任何領域的學者研究中國大陸的新政權。雖然在1954年，經濟史家沃特·羅斯托和他的幾位同事寫了《共產中國展望》一書，但仔細研究中共掌權後活動的只有理查 L. （「迪克西」）沃克，他的著作《共產主義下的中國：初期5年》在1955年出版。在此之前，他只研究中國古代史。
沃克面對不少的困難。不像今天的學者，他無法進入中國。同時，北京只允許極少的國內出版物出口海外。中央情報局的國外廣播資訊服務處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和英國廣播公司監聽業務部BBC Monitoring Service提供了中國電臺廣播記錄的譯文。美國駐香港的總領事館在它的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大陸中國出版概觀》中提供了新華社新聞稿和《人民日報》文章的翻譯。 但是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該領館才有能力出版Extract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中國大陸雜誌摘錄（後改為「選萃」）》。這一新刊物的出版標誌著已有足夠數量的資料走私到了香港。或許，沃克從臺灣國民黨那裡獲取了資料。
同樣也不像今天，那時沒有研究當代中國的基金，沃克也沒有一群同行伴隨他研究同樣的課題。儘管他也可能發現蘭達尼神父與他志趣相同，在1953年的香港出版了《中國新聞分析》一書， 但他基本上是單槍匹馬。那時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幾個研究中國的學者認同沃克的反共觀點。[1] 而大多數的美國漢學家們，不管他們對美國國內政治如何看，都因為美國記者們對戰時和戰後國民黨統治的報導，非常反感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 進而至少不願意對共產政權做出過早的判斷。因此，作為第一本詳細探究中共新政權的專著，沃克的書並不受歡迎。[2]
直到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後， 美國大學中的社會科學對中國的研究才真正起步。在1958年的「國防教育法」授權聯邦政府撥款支持的眾多課題中，有了對蘇聯和中國及漢語、俄語的研究。自然，由這一新的資金所促進，在博士研究的基礎上產生的第一批中國研究專著都著眼於近期的中國。[3] 幸運的是，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北京准許相當數量的官方資料的出版，儘管在六十年代初冷酷的饑荒年代中這些資料的發行又受到明顯的控制。[4] 這些資料包括：自1954年開幕的全國人大歷年年會的政府報告；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所有講話和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上的主要發言；毛澤東在1955年關於農業合作化和1957年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1957年關於反右運動和1958到1959年關於大躍進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報告等。
在文化大革命的騷亂中，更多的材料浮現了。那些在官員的辦公桌裡發現了毛澤東秘密講話文稿的紅衛兵們匆匆忙忙地走出辦公室，覺得有義務立即傳播主席的那些未經編輯的文字。[5] 這樣，毛有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原稿和許多當時還不為人知的文稿就此問世了。[6]
在改革的年代中，官方和非官方的新材料都如雪崩似地向中國觀察者們湧來。其中包括主要領袖人物的年譜和講話合輯；關於他們和許多另外一些較次要的黨內領導人的傳記和回憶錄；高層領導人的自傳（因為沒有得到官方的寫作許可，不少在香港出版）；大事記；文件合集；統計概略；關於毛時代主要事件的不可勝數的書籍；由各部委和其他組織編撰的詞典和手冊；各種各樣的縣誌和地方誌。在某些省份的某些地方，堅持不渝的學者們設法查閱了內部檔案。[7]
當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學家們小心翼翼地進入毛時代後，他們將如何有效地把握這些紛繁蕪雜的資料呢？[8] 對他們來說非常幸運的是，由七位美國華裔歷史學家和圖書館員組成的一個傑出的群體， 在臺灣和中國大陸同行的支援下，在艱難困苦中工作了十六年，收集了數量浩瀚的他們認為可以描述毛主義時代主要政治特徵 —「運動」— 的資料。 對此，沃克曾稱之為「驅動」，一種被旨在不斷發動中國民眾實現一個又一個目標的運動。最終，不管官方的目標如何，每一個運動的目標都是政治目標，即從忠誠的、激進的、或簡單服從的中國「大多數群眾」中剷除百分之五的公民，這部分公民的某種抵觸情緒在主管幹部的想像中就是不忠，甚至是反革命傾向。
這七位元發掘毛時代文獻資料的編者的工作是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這一運動歷時十年，在時間長度上可謂所有運動之母，並在中國造成了大規模的破壞。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倖存者，他們的目標是給學者們提供更多的研究資料。但如宋永毅在導言中所說，良知和責任使他們把項目拓展到以往的運動。於是，在2002年首次推出《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之後，2010年他們出版了《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1957-》；2013年又出版了《中國大躍進-大饑荒資料庫，1958-1962》。他們的收尾之作是最新的《中國五十年代初期政治運動資料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這四個資料庫共包含了32,000篇檔。這些資料庫為學者和博士研究生們進一步研究當代中國提供了一塊宏大的奠基石。它將為理查· 沃克所羡慕，而整個研究領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夥伴們一份沉甸甸的感謝之情。
這一最新的資料庫涵蓋了從1949到1956年這段時間。這一時期在許多中國歷史學家的眼中是一個黃金年代：中共接管了整個國家並啟動了它改變中國的程式。毛澤東有兩個基本目標：從社會角度改造這個國家的和在經濟上重建它。第一個目標涉及到把中國從私營經濟和家庭農業的民族最終改變為工商業全部國有和農業全部集體化的國家。第二個目標是實現一系列蘇聯式五年計劃的指標。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於1953年，儘管它的細節到1955年才完成並公佈。
對於以上的第二個目標，在毛的同事中幾乎沒有不同意見。在意識形態上，中共決定在冷戰中「一邊倒」，即倒向蘇聯。因為蘇聯共產黨在史達林領導下把俄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改變為世界第二強權，這使北京信服、並跟隨莫斯科的領導。但是，在社會主義改造這個問題上，毛的資深同事劉少奇和周恩來發現他們被主席從左翼包抄。在1940年，當中共還承受著來自國民黨的巨大壓力時，毛感到必須要爭取「第三勢力」，即得到多半從屬於一些小黨派的具有獨立立場的知識份子和政治家的支持。毛推出「新民主主義」理論，並承諾這是中共掌權後的政體形態。這一理論的要點是：因為中共缺乏農業、工業和商業方面的專長，他們將允許私營經濟在可以預見的相當長的時間記憶體在。
在這個新政權的早年歲月，資深的領導人，尤其是劉少奇和周恩來，都提倡「新民主主義路線」，可是他們逐漸地意識到毛已經拋棄了這一路線。大權在握、從不停息的主席並不準備緩步實現他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夢。 他正式宣佈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根據這一路線，中共將在10到15年內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局的講話中匿名指責了他同事們的右傾錯誤：「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一講話被收錄在這一最新的資料庫裡）。雖然劉、周和他們的同事們最終追隨了毛的路線，但這一插曲卻引起人們對「要是……又怎樣」的遐想：要是毛在當時仍然堅持「新民主主義」，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否會早發生幾十年呢？
毛拋棄新民主主義的一個必然的結果是一系列運動應運而生，並不斷繁衍。當然，運動並不產生在毛澤東1953年6月講話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1日剛宣佈成立後，曾有過一個短暫的和諧時期。 但是它隨著朝鮮戰爭在1950年6月的爆發，特別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同年10月進入朝鮮半島而結束。這導致了「抗美援朝」運動。實際上，土地改革在中共勝利前就已經在他們控制的地區開始了，並在勝利後繼續推廣到全國。在新佔領的城鎮地區還有針對幹部腐敗的「三反運動」和以私人工商業者為打擊對象的「五反運動」，說他們用「糖衣炮彈」腐蝕幹部。知識份子，尤其是那些有過留學經歷或受西方影響的，必須改造思想。黨內知識份子也在批判胡風的運動中遭到打擊。過往的國民黨官員和他們的家庭成員、以及任何可以被指責為他們的同情者的人，都成為兩次清洗反革命運動的對象—「鎮反」和「肅反」。這一最新的資料庫包涵的最後兩場運動是毛強力推進的新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和公私合營。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毛把那些仍抱懷疑態度的同事們比作步履蹣跚的小腳女人。在農業集體化有成功進展的同時，另一場運動把所有的私人工商業者併入了公私合營企業，這是一種向企業全部國有化過渡的方式。如同資料所顯示的，當時有過抵制，但在僅僅7年的短暫歲月裡，中共還是可以宣佈中國基本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在過程中沒有經歷蘇聯所有過的大規模的動盪。
不管它們造成的破壞程度如何，所有這些運動產生了一個效果：到1956年，對於中共已經穩固地掌握了國家政權這一點，公民們已經毫無疑問。同時，他們也認識到，必須服從那些執行主席和他的同事們的政策的党的幹部，否則將是不明智的。使每一個中國人認識到這一點的主要原因是伴隨著每一個運動的暴力。除非中央檔案館對獨立研究者們開放，不然，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由運動造成的生命損失將無法得出最終的計算結果。[9] 在他的有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裡，毛澤東提到了有大約70萬人被正式處決。但是在私下的討論中，中國歷史學家們認為這不過是部分的估算而已。假如是這樣的話，看來也是非常可能的，在1958年大躍進開始的極左災難以前被中共視為國家建設的黃金年代裡，被處決或因政治迫害而自殺的人數，遠遠高於毛時代的其他階段，包括文革。當然，無論這一最後的死亡數字如何，和大躍進時期數千萬人死於饑荒相比，它仍然顯得蒼白失色。
為了對研究者們提供方便，資料庫的編者們把每一個資料庫都分為幾部分，如毛澤東講話、其他領導人的講話、重要的文件和指示、社會騷亂等等。這樣的安排佈局似乎會使研究者難於按時間順序把握這些檔，但這樣編排有其合理之處。把最新的這個資料庫裡9200份檔全部按時間順序排列會使讀者難於駕馭。或許對一個資料庫來說，可以按時間排列毛講話的部分，在那些講話中插入或引出其他部分的材料。當然，學者們會各自找到查詢和組合這些材料的辦法。另外，這四個資料庫的標題雖然明確標出各自涵蓋的時間段，但編者們非常細心地在每一個資料庫中同時也收錄了該時期前後的有關資料。粗粗看來，資料庫的標題似乎又從1962年到1966年時間段的缺口，但實際上文革資料庫收錄的檔遠遠早于這一時段（事實上這一階段的文獻已經作為文革的準備與前奏、比如「四清」運動，收入文化大革命資料庫）。
簡言之，資料庫的編者們為未來研究毛時代的歷史學家提供了出色的工具，使他們可以用來探索那些動盪的歲月。同時，編者們的學術成果應該使西方漢學家們感到無比幸運，因為他們可以得益於在他們中的許多中國出生的華裔同行。
注釋:
[1] 他們包括 Karl August Wittfogel, Franz Michael, and George Taylor。
[2] 例如，著名的研究清史的學者Mary C. Wright 對沃克著作的書評，發表在1956年的Far Eastern Quarterly 二月號上。在當時一位作者的私人雜記中，他提到了他的一篇立論公允的書評。該文出乎意料地作為專欄評論發表在倫敦的Daily Telegraph 上。在事先沒有通知他的情況下，該專欄的編輯把他的書評題名為「中國的黑色記錄」。 很多年以後，這位作者和沃克一起論及此事，認為這是倫敦的中國使館一直沒有從北京得到他入境簽證回音的原因。
[3] 可見如下著作為例： John Wilson Lewis,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1963;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66; Merle Goldman,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1967; Jerome Cohen, The Criminal Proc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3, 1968; William L. Parish and Martin K.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78;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1979; Kenneth 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1980.
[4] 儘管有官方的資訊管制，理查·沃克還是設法在下面的兩本小冊子裡揭示了大饑荒的災難，它們都是由New Leader 雜誌出版的： Letters from the Communes (1959) and Hunger in China (1960).
[5] 見 Timothy Cheek 的論文 “Textually Speaking: An assessment of newly available Mao texts”。該文刊載在 MacFarquhar, Wu and Cheek 編的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一書的第 75-103頁。
[6] 見 Stuart Schram的 Mao Tse-tung Unrehearsed一書。
[7] 例如，可見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和 Frank Diko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也可見 Ye Wa and Joseph Esherick, Chinese Archives: an introductory guide.
[8] 一個關於歷史學家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研究顯見的例子是 Jeremy Brown & Paul G. Pickowicz 編著的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C一書。
[9] 也有一些學者和著作緊緊地抓住了這一問題，可見沃克的, China under Communism, 和Frank Diko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
總導言
宋永毅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第八年始，七名旅美的華裔學者和一些來自臺灣、大陸的學者一起，于無聲中啟動了一個名為《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 1949-1976》的系列史料工程的構築。伴隨著十六年的風風雨雨和星轉鬥移的，是我們整整十六年的篳路藍縷、集腋成裘的努力。隨著這最後一個資料庫 ──- 《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的出版，這一浩大的歷史工程終於初步完成了。迄今為止，整個資料庫系列收集了共約32,000份原始文獻，大約107,460,000中文字 （一億七百四十六萬字）。 其中中共的檔和內部檔案，約占了總文獻數的40%左右。有關十六年來不懈的史料蒐集、編撰和出版的過程，讀者可一瞥如下的簡表：
資料庫名稱 |
出版時間 |
版別 |
所收原始文獻數 |
《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1966-1976》 |
2002年初版—2014年 |
第三版 |
6,749篇 |
《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1957-》 |
2010年初版—2013年 |
第二版 |
10,102篇 |
《中國大躍進-大饑荒資料庫，1958-1962》 |
2013年初版—2014年 |
第二版 |
6,024 篇 |
《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 |
2014年12月 |
第一版 |
9,089 篇 |
今天，我們可以無愧地說：這一史料系列已經是第一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關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史的資料庫。此外，它又是一個以現代圖書館學和資訊學技術建立起來的完全動態開放的電子資料庫。因而，它每月每年都會有新的材料在不斷地增加和更新中。不同于傳統的印刷出版物，它不僅可以用中英文作「主題」，「日期」，「作者」，「標題」，和「關鍵字」作靈活的檢索， 還有根據研究需要設置「地點檢索」，「發文單位檢索」，「標明被檢索的關鍵字」和「中英文互換」等新功能。隨著電子書和手機技術的發展，我們還和美國明鏡出版社合作，準備製作以數百本電子書為基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料系列」，向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普及「國史」的真相。
回顧十六年前這一歷史工程的起因，主要還只是想向海外學術界提供文革研究的方便。身處美國中國研究圈和圖書館界的我們，深知研究文革研究的原始資料的匱乏。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中國政府對這些敏感史料和檔案的封鎖，另一方面卻也是由於海外缺乏有志投身於史料工程編撰的學人。作為親身經歷了文革，再到美國留學的一代人──尤其是我們又大都在圖書館界工作，便一時覺得這一工程責無旁貸、舍我其誰？於是就有了第一個資料庫、《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1966-1976》在2002年的出版。但又是什麼原因使我們又一發而不可收地投入到反右、大躍進──大饑荒、乃至土改、鎮反等整個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的史料工程中去的呢？簡言之，不僅是職責，更是良知。
在我們挑選、編撰文革資料庫的近七千份原始資料時，首先震驚於當代中國政治運動的惡性重複。它們非但貫穿於整個毛澤東時代，之間又一脈相承。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湖南道縣和廣西對所謂的「地富反壞」的大屠殺的檔案裡，就不難發現它們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都不過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運動的某種發展：發出殺人指令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其實不過是土改時期「人民法庭」的某種翻版。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鬥爭、再宣判，後用野蠻的私刑處死，完全是土改殺地主的全套流程。值得注意的還有：劊子手在殺戮受害者之前，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財」。並欺騙他們：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錢來，便可以買下你的命。而在殺了受害者以後，兇手們一定不會忘了土改的傳統—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浮財」—包括受害者的家庭裡的青年女性。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之處，那就是暴徒們再也無法從受害者那裡分得土地。因為第一次土改中他們分得的土地，早已經被中共在一兩年後以「農業合作化」的名義收歸了國有。這些發現使我們深深地感到：僅僅把我們的史料工程局限于文革便會切斷歷史的源流關係，無法反映出整個中國當代史上的政治運動的全貌。
一部當代中國史， 其實是一部政治運動史。毛澤東和中共用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作為治國的主要方法和形式。一方面，它以侵越和顛覆常態化的國家治理—制度、法規和合法程式為代價，來換取一時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它在運行機制上完全借助于領袖和中央的絕對權威，自上而下地發動的大規模暴力型的群眾運動。這不僅一次次地引發常態社會秩序的混亂，其效果也常常是有限的和短暫的。 例如，毛澤東在1952年年初發動「三反運動」，想籍此解決黨內日益嚴重的貪污問題。在他的強力推動下，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確實也打出了幾百萬隻大小「老虎」，還公審槍斃了近五十名黨內相當級別的幹部。雖然當時黨內的貪污現象有所收斂，但是其他的腐敗現象卻此起彼伏了起來。為此，毛又只得在1953年初又發動了一場「新三反運動」來制止新的腐敗。再如，當代中國史上同名同主題的政治運動常常重複出現。自1950年開始，一直到文革後期（如「批林整風」），中共黨內的「整風」運動從沒有停止，但黨內的風氣卻越「整」越壞，中共的威信也越「整」越低。又如，在毛澤東時代至少有過三次「三反運動」和兩次「五反運動」。除了上面已經提及的1952-1953年的「三反」和「新三反」運動外，1960年初毛澤東還在黨內發起了一場內容完全相同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但不久便不了了之了。那兩次「五反運動」是1952年針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和1963年3月的全社會的「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這些不斷重複的政治運動沒有一次解決了黨內的腐敗和派系問題，其結果是命中註定般地走向了規模更大、內容更廣、手段更激烈的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
我們從文革資料庫起步，延伸到編撰整個毛時代的政治運動史料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是震秫於這些政治運動的數目之多，間隙之密， 以及它們史無前例的殘酷性和由此造成的的巨大的人道災難。就政治運動數目而言，以1949-1956年中共建國初期為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動的全國性政治運動便有四十種之多。它們分別是：征糧，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查田定產、黨內整風、推銷公債、抗美援朝、全民捐獻、鎮壓反革命、反政治謠言、反地方主義、宗教三自運動 （自治、自養、自傳）、思想改造、批判資產階級傾向、清理「中層」、「內層」、司法改革、清理積案、對党忠誠老實、民主改革、民主改革補課、審幹、三反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增產節約、批判《武訓傳》、新三反 （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四反 （反行賄、反欺騙、反暴利、反偷漏）、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交待和資產階級關係、統購統銷、批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批胡風反革命集團、肅反、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批李四喜思想、農業合作化、公私合營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等等。換言之，僅在中共建國初中期的六年裡，平均每年的政治運動就有六、七種之密、之多。儘管上述運動不少是在經濟和其他非政治領域內發生的，但在毛澤東時代 ，一切都泛政治化了，它們都是以暴風驟雨般的政治運動的形式展開的。
在本資料庫中收集的三萬二千多份原始文獻，有著警醒和揭示因年湮代遠而為人遺忘了的真相的功能。 例如，大多數人都以為「土地改革」是中共解放後農村的第一場政治運動， 其實全國範圍內、尤其是在新解放區的「征糧運動」才是。 從1949年到1950年初， 中共在全國近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區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征糧運動」。這次運動罔顧剛剛敗退的國民黨政權已經徵收了整年的糧賦的事實，用武力強迫農民重複繳納一年的公糧。對於富裕農民和所謂的「大戶」，糧稅更是加征到了200%到300%的不合理的程度。在鄧小平主政的雲、貴、川三省，就對不滿的民眾更採取了激烈的「武裝征糧」的手段，人為地造成了饑荒的發生。其結果是「官逼民反」──激發了大規模的抗糧民變，連不少已經起義的國民黨軍隊也重新「反水」。這些「暴亂」當然被當時在軍事上已經占了強勢的解放軍鎮壓了下去。在一年後中共中央的不少檔中也對過激的征糧運動做了反省和糾正。但是凡參加了這一抗糧運動民眾卻仍無一不被打為「反革命」被鎮壓。餘下者也一一在其後的「清匪」「反霸」運動中被清算殺戮。如果讀者看完我們資料庫中的近百份有關「征糧運動」的原始文件， 便不難得知： 其實中共農村政策的失衡，並不起源於人民公社或農業合作化，而是早於土地改革的「征糧運動」。
儘管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受難者數以千百萬計，但中共對於具體的數目卻一直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辭。以1951年到1953年的「鎮反運動」為例，在公開的史料中我們只能模糊地得知： 毛澤東最初定下的殺人運動的指標是全國「千分之一」的人口，結果很快超越，大約殺了七十萬人。但是在中共的絕密檔中，我們卻可以看到其實遠遠不止這一數字。1955年7月1日，公安部在《1955年到1958年全國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計畫綱要》中承認：「歷時三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間共捕了3,585,432名，殺了753,275名」。鑒於鎮反其實並沒有停止於1953年，「到1955年第一季度為止……共殺了765,761名。」關於真實的受害者人數和殺人比例，可能還不止上述檔中披露的數目。我們可以在1951年4月20日毛髮給各大區領導的絕密電報《關於殺人比例的指示》裡發見：這殺人一指標上已經升為「千分之二」 了。 按建國初期中國人口約四億五千萬到五億計算，應當大略有九十萬到一百萬的「反革命」被處決。這裡還要指出的是：這近百萬的被殺害者還只是被公安機關經正式審判後處決的，並不包括在羈押中刑訊致死、群眾運動中私下處死和被迫自殺的人數。據《西南公安部關於第四次全國公安會議後8個月來西南鎮反基本情況及今後意見的報告》（1951年7月21日）中的統計：八個月「已殺23000」，而「連前打擊及未捕而病死、自殺等約25000」。換句話說，在不少地方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還要高於被正式處決的人數。鎮反中的受害者人數完全可能高達兩百萬人。不管是在中國數千年改朝換代的歷史中，還是在近代世界的革命史上，如此高人數的大規模處決「前朝遺民」的運動都是少見的。以十九世紀的美國南北戰爭為例，雖然內戰中的雙方也都曾殺紅了眼、犧牲了約七十五萬名士兵。但在南軍投降後北軍並沒有在南方大舉「鎮反」，殘殺已經放下了武器的南方奴隸主「反革命分子」。
十多年來，我們幾乎都是在極其痛心、恐懼和荒誕交織的心態中閱讀和編撰這數萬份檔案和文獻的。因為它們記載了整個中華民族在那些政治運動裡所經歷的無數的鬥爭和被鬥、自殺和被殺，乃至夫妻反目、父子相殘。除了無休無止的監禁殺戮，這些政治運動還以「革命」的名義人為地製造了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饑荒」， 迫使數以千百萬的農民或賣兒鬻女、流亡他鄉，或餓孚曠野、人競相食。儘管今天看來這些舉國瘋狂的「運動」是多麼的荒唐可笑，但是一份作為華裔學人的沉甸甸的良知使我們覺得：我們應當把這些歷史文獻通過資料庫的形式忠實客觀地保存下來：為今人和後者都提供一個以史為鑒的機會。這樣，這一資料庫的意義就又有了從純粹的學術研究到保存民族集體記憶，揭示歷史真相的昇華。毛澤東時代確實是中華民族史上最災難深重的年代。它儘管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但畢竟不遠。在毛澤東仍然被當政者尊崇膜拜的今天，歷史的悲劇性的重複並非是不可能的。
希望我們的資料庫不僅為中國當代史的學術研究，也為保存一個民族集體記憶和汲取歷史教訓出一點綿薄之力。
2014年10月於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