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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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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胡績偉 遺作一、《中國大躍進——大飢荒數據庫》是研究國史、黨史的重要工具由海外華人學者宋永毅、丁抒、郭建、周原、周澤浩、沈志佳等人編輯的《中國大躍進-- 大飢荒數據庫，1958～1962年》，包括2000多萬字的6000份檔案資料。這是一項極其有利於人民和歷史的浩大工程。官方不願公佈歷史檔案，擔心真相被披露，不敢寫出信史；這些民間有識之士在困難條件下收集資料，建立"大躍進 -- 大飢荒"的數據庫，並公之於眾。它與文革、反右等數據庫配套，對當代及後人深入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中國共產黨黨史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以史為鑒，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二、1958～1962年是中國歷史的"瘋狂時期"自1958年開始，中國進入了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瘋狂時期"。全國農村人民公社化在幾個月內實現，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的結果。在昏頭昏腦的躍進狂潮中，大家以為走上了"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金橋"。當時，我擔任副總編輯的《人民日報》也起到了推波助瀾、加重禍害的作用。在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把中國大陸引進瘋狂時期之時，人民日報也進入了"瘋人辦報"的階段。 大躍進中，不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發瘋，隨之發瘋的人很多：有些是看風使舵，跟著毛澤東高喊大躍進；也有些人是溜須拍馬、假報高產；更多的人是被"反右派""反右傾"鬥爭鎮住的人，被毛澤東"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壓倒的人，明知不對，少說為佳。當時也有很多相當清醒的人，但在反右之後，又批判彭德懷和200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高壓態勢下都噤若寒蟬，成了愚蠢的忠誠的馴服工具。當時的《人民日報》的文章把真實與想相，現實與幻想交織在一起，大量宣傳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和瞎指揮。現在，我衷心贊成宋永毅先生等人收集歷史資料，科學剖析新中國幾個瘋狂時期的歷史教訓。
三、要獨立思考，要讓人講真話，要在實踐中考驗政策是否正確1961年，我曾到湖南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調查。後來劉少奇也帶中央工作組親自來長沙調查，人民日報調查組被指定作為少奇的助手，因此我有幸在少奇身邊工作了一個月。在這期間，我看到了"三面紅旗"把中國搞到民窮財盡、民怨沸騰、餓殍遍野、萬戶蕭疏，出現了古今中外罕見的和平時期正常年景下375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其根本原因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毛澤東左傾路線錯誤。對於各方面反映的實際情況，毛澤東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甚至打擊憤怒直諫的彭德懷等人。後來，毛澤東又將責任歸罪於中央及地方領導幹部脫離實際，印發他早年關於農村調查的文章，要求"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企圖以此證明，他毛澤東闖了大禍以後，仍然是一貫正確，英明偉大。 在大飢荒的1961年，劉少奇對大躍進的教訓進行了反思。他對同他在一起調查的幹部多次批評了大躍進中的人民日報和新聞工作。五十年前，1961年的五月一日，少奇同志對人民日報工作組的重要的講話，對新聞工作的獨到指示（詳見《胡績偉自述》第二卷。）仍然是我國當代新聞工作的寶貴指南，是我黨最高領導人對我國新聞工作的經驗總結。劉少奇對我們說："這個時期，有報紙的害處比沒報紙的害處更大。錯誤的宣傳造成很大惡果。"他指出："《人民日報》宣傳生產建設的浮誇風，推廣瞎指揮風的經驗和片面性的理論，影響很壞。" 在這次講話中他還說："你的報紙宣傳'一大二公'，辦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不辦公共食堂就是走黑暗的資本主義道路。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三年進入共產主義'等。你們從實際上考察過沒有？從理論上研究過沒有？" "你們是黨的得心應手的馴服工具，但是卻是缺乏獨立思考的工具，不是具有頭腦的喉舌，只是無生命的傳聲筒。" 劉少奇對我們說："只有耳聰目明，眼觀四方，耳聽六路，觀察瞭解客觀情況，才能口齒伶俐，言論正確，才能有針對性地準確地通過喉舌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 他指出："聽不到不同意見，十分危險。大躍進時政策之所以錯誤，就是沒有傾聽群眾的不同意見。"他說："應該允許群眾提意見，提要求，派代表交涉，開會，向北京告狀，出牆報，向《人民日報》寫信。要聽閒話，允許小民主。不允許小民主，勢必要影響大民主。"劉少奇認定："群眾不敢講真話，責任在領導。"他當面指責我說："你們要把黨的政策執行結果如實告訴我們，中央各級黨委時刻在準備考驗自己的政策。黨的政策是否正確要在群眾實踐中考驗。如果政策有錯誤，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補充得完整起來。"因此，"鼓勵你們去考察，依照你們的材料、看法，提出問題來。如果政策正確，就說正確；如果政策錯了，就說錯了。你們不要怕反映黑暗面。"他還說："要堅持真理，要有鬥爭性，頭上要長角。"劉少奇提出，"一方面要服從領導，要堅持紀律性；一方面也要敢於向黨委反映問題，提出意見，要堅持原則性。不要怕黨委有爭論，有爭論不是不服從黨委。不服從，要犯錯誤；服從，也要犯錯誤，是不容易。" 我記得50年前劉少奇曾對我說過"原則性與紀律性結合，不容易"。他後來遭到了殺身之禍。慘痛的事實證明毛澤東正是劉少奇講的那種領導人，"他不僅容不得反對，連懷疑也容不得，動不動就用'紀律'打人、壓人。"毛的話就是金口玉言的最高指示，就是黨的方針政策。他記仇，記下了劉少奇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嚴厲警告：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和"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紀律性"壓倒了劉少奇的"原則性"，"講真話"，對劉少奇進行殘酷的報復。毛公然狂妄地說："我用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劉少奇。"歷史證明，不讓人講真話，沒有言論自由和民主憲政，只會禍國殃民。
四、中國政改的出路是：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走民主憲政康莊大道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接連出現了大躍進大飢荒和文化大革命兩場大浩劫，以後又在鄧小平領導下出現了"六四"慘案，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國家制度問題。我認為，總結歷史教訓，中國政改必須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才能實現符合普世價值的民主憲政。 我真誠熱烈地歡迎宋永毅先生等人編輯的《中國大躍進 -- 大飢荒數據庫，1958～1962年》。公佈更多的黨史、國史檔案將使中國人民瞭解大躍進，大飢荒的真相，促進海內外學者更深入地研究、分析、總結中國共產黨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評估歷史人物和事件，使後人能真正汲取血的歷史教訓，而"不至於哀之而不鑒之，使後人復哀後人" 。 2012年4月15日初稿於北京
總導言宋永毅呈現在這裡的《中國大躍進-大飢荒數據庫，1958-1962》是我們這些在美華裔學者和中國國內學者一起為揭示歷史真相、保存民族記憶的又一次嘗試。也是繼我們編撰、由香港中大出版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2002-2010）和《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2010）以後的第三個大型電子數據庫。它和文革、反右數據庫一起， 將是我們計劃中的《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1949-》系列的前三個子數據庫。我們還計劃在今後的三年內完成這一系列的最後一個--《中國五十年代初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1949-1956》。這樣，整個當代中國史最風雲變幻、也最災難重重的毛澤東時代的歷史真相的一個輪廓便被數萬份原始資料客觀地勾勒出來了。 和已經出版的文革、反右這兩個數據庫相比較，《中國大躍進-大飢荒數據庫，1958-1962》具有內容上的難得的獨特性和珍貴性： 在全部近七千份第一手資料中，有三千份左右是來自中共各級檔案館中的內部檔案；其餘的也大都來自類似新華社《內部參考》、原華北局的《建設》、公安部的《人民公安》等當年被視為機密性的內部刊物。眾所周知，大飢荒的真相在中共的公開報刊上一直是被嚴密封鎖的。但是，在這些內部檔案和刊物上，卻在相當程度上揭開了這一浩劫的內幕。 編完這數千份檔案，我不由對傳統的大躍進-大飢荒的定義—諸如"三年自然災難"、"三年困難時期"等等做了重新審視。我覺得這些都無法客觀地概括這一歷史時期的真髓。如果我們稍微做一些歷史性追溯，便會發現它是自中共建國以來的一個基本政策--對糧食政策的延續和必然爆發。目下西方學界在分析作為戰爭要素和戰略武器的"糧食"時，風行一種"糧食戰爭"觀念（如近年來膾炙人口的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拉吉˙帕特爾博士的《糧食戰爭︰市場、權力和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戰爭 Stuffed and Starved: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一書就是這一分析法的代表）。 國內研究大飢荒的著名學者楊繼繩在他的《墓碑》裡也沿用過這一的觀念。作這一如是觀，我們會並不驚訝地發現：1959-1962年的中國大飢荒的實質，其實就是一場中國共產黨及其掌握的國家機器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長期的"糧食戰爭"。 一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們，是在馬上取得的天下。指揮戰爭和如何贏得這些"革命戰爭"一直是他們所有政策的中心基點，他們無意識的深層思維也大都是戰爭化的。為此，作為主要戰略武器的糧食的徵購便更成了他們戰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接近全國解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初期，就已經有不少因為中共新政權對農民過高徵購糧食而引起的鬧糧事件乃至大規模暴亂的報道和檔案記載，如有30萬余農民參加的四川"溫江暴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959-1962年的大飢荒有一個從五十年代初就開始的由小到大，由個別地區到全國性災難的發展過程，其起點是毛澤東和中共政府在1953年開始在全國強制推行的對糧食的統購統銷政策。統購統銷，顧名思義便是國家統制了農民的全部糧食銷售，由國家而不是由農民來決定他們必須交給國家多少公糧和餘糧。如果需要，他們將被迫銷售給國家他們的全部收成。而他們賴以存活的口糧，都要等到國家收集了公糧和他們的餘糧以後再恩賜給他們的"返銷糧"。這樣，中國農民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悲劇命運也就此注定了：作為糧食生產者，竟離開他們的產品--糧食產生了越來越遠的距離；而產出食物的中國廣大的農村，竟成了飢荒最嚴重的地方。 其實中共的"統購統銷"制度，是蘇共二十年代實行戰時經濟的"餘糧徵集制"的一種翻版。統購統銷的產生，也和中國經歷的戰爭—朝鮮戰爭有很大關係。首先，戰爭直接導致了向農民徵收的公糧的增加。第二，戰爭造成軍費暴增、支出浩大。戰爭所造成的額外經濟負擔首先是轉嫁到了農民頭上。第三，因為朝鮮戰爭，聯合國在1951年5月18日通過了對中國禁運的決議，這意味著中國無法在世界糧食市場上買到糧食，政府只能轉向唯一的路徑--對農民餘糧的進一步剝奪來解決糧食問題。最後，朝鮮戰爭造成了一個以準備更大的戰爭為基礎的畸形的中國的工業體系。 眾所周知，四川、山東、甘肅、安徽、貴州等省在1959-1962年的大飢荒中都是重災區。但認真閱讀五十年代統購統銷的史料的讀者還會驚訝地發現：這些地區同樣是為黨國發動的第一場"糧食戰爭"的重創之地。其區別不過是災難的規模大小而已。例如，四川溫江地區在大飢荒中餓死達百萬人。自統購統銷政策出台，那裡便出現了中共建國以來的第一場飢荒。據研究大飢荒的學者丁抒統計，在統購統銷運動中至少造成了1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被逼餘糧而自殺或餓死）-- 但這還僅僅是這場災難性的糧食戰爭的開端而已。 二從"糧食戰爭"的角度來審視毛澤東及中共在1953-1955年間大力掀起的所謂中國農村的合作化運動的"熱潮"，會發現其本質不過是更有利於黨國直接剝奪農民生產出來的糧食的一種戰略戰術而已。因為合作化了，農民便失去了他們剛剛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產工具，而開始人身依附於黨國的基層細胞--合作社極其幹部了。這樣，便完成了一種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皆為黨產"的轉變，統購統銷便容易得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從全國農村完成了合作化的1956年開始到1958年更為狂熱的人民公社運動之前。餓死人和非正常死亡的惡性事件就以相當規模地在全國各地發生，並有越來越大、越演越烈之勢。據新華社《內部參考》和中央絕密文件的記載。便有幾十次之多。例如，廣西1955年和1956年有過較大規模餓死人的"臨桂事件"和"平樂事件"（死兩千餘人）。再如，1957-1958年，雲南也有過一個餓死和非正常死亡的曲靖專區的"陸良事件"，但規模已經是死亡近兩萬人。 長期以來，中國民間乃至學界流傳著一種說法，認為中國農民太好了，對中共的錯誤政策長期以來沒有反抗。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甚至以"缺乏反抗"為理由來反證大飢荒的不存在。其實，這些都是因中共長期以來的信息封鎖而對史實的誤解甚至曲解。 歷史的真相是： 中國農民對黨國發動的這一場場糧食戰爭進行了一次次的反抗。自1953年"統購統銷"政策出台始至人民公社運動之前，至少有過"鬧糧"、"退社"和公開的"暴亂"三種形式的全國性的抗爭。首先，是伴隨著統購統銷出現的大規模的"鬧糧"或者"鬧事"。原因是他們賴以糊口的口糧被政府過頭地徵購了。在1953年至1957年的新華社《內部參考》和中共的絕密文件裡，至少有上百次的報道。 其次，濫觴於1955年，全面爆發於1956和1957年的農民要求"退社"（退出農業合作社）運動更是一次波瀾壯闊的全國性的抗爭風潮了。首先，這次抗爭的規模極大。1955年合作化開始不久，僅廣東省"退社農戶已達70，000余戶"。到1956年，"正在鬧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000余戶"。1956年中共宣佈全國實現了合作化，但是全國各地仍有百萬計的農民抗爭，要求退社。 最後，據中共公安部的一個絕密報告披露，僅1957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的"武裝暴亂"：1）中共剝奪農民的"統購統銷"、"合作化"等政策是農民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2）這些暴亂絕大多數已經有綱領、有組織、有武裝，以反抗中共基層幹部的殘酷吏治為直接動因，進而以推翻中共的統治為長遠訴求；3）這些暴亂的領導人絕不是甚麼"地主富農"，而是"新滋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普通農民；4）就這些騷亂暴動的次數而言，這一報告透露1957年半年內就有數百起，而且參與人數最多者達數千到10萬人不等。由此，從規模上來講這已經呈現出走向農民和國家之間的全面"內戰"的趨勢了。當然，這還只是一種趨勢。而且很快被中共動用軍隊和警察等國家機器殘酷地鎮壓下去了。 三在以往不少分析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動因的研究中，都提到了毛企圖借"大躍進"來國力得到超常規的飛躍，從而在國際共運中有實力取代剛過世的斯大林的領袖地位。 這是有道理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他1956-1959年間的多次講話中，凡談到大煉鋼鐵和農業大躍進，都常常同時談到要準備可能到來的"世界大戰"。 如同我們在前面有關朝鮮戰爭和統購統銷關係的分析中所看到的那個怪圈：黨國及其領導人發動和準備的對外戰爭，常常首先轉化為對內對本國公民的災難性的農業政策的轉換。1958年8月，毛澤東在他到河北徐水縣推動人民公社化的視察中，開始公開倡導軍事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形式。既然整個農村都變成了軍隊和兵營，那當然就不允許有私人財產。於是，它便成為"共產風"（大規模沒收農民私人財產）的禍源。另一方面，在所謂的 "政社合一"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黨國賦予了各級幹部軍事指揮員的超常權力，使他們直接能夠動用政府權力（如設立"勞改隊"）甚至國家機器（如武裝民兵），對農民進行任意的壓榨欺凌。最後，既然毛澤東想把整個中國農村都變成一個"兵營"，當然不會允許"士兵"們在"兵營"裡有自己開伙的自由。於是"公共食堂"運動就在全國強行推行。縱觀這一場國家對農民的糧食戰爭，其要害是爭奪對糧食的買賣權、分配權和使用權。如果說黨國的統購統銷和農業合作化徹底地剝奪了農民對糧食的買賣權和分配權，它畢竟還給農民留下了對自己口糧的使用權。直至公共食堂 — 這一軍事共產主義的怪胎的誕生，才徹底地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口糧的最後使用權。甚至，全國各地都因辦公共食堂而沒收了農民的鍋碗飄盆，剝奪了他們的燒飯權。 "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還給了各級幹部在農業產量上吹牛浮誇的絕對權力。1958年是一個舉國上下大吹共產主義牛皮的一年。在農村每天發射的高產衛星中，不但出現了千斤畝、萬斤畝，甚至出現了十萬斤畝、二十萬斤畝。然而，正是這些狂熱的大躍進的牛皮吹出了致命的災難：既然每個社隊的糧食產量都是火箭式的上升，那麼對國家的貢獻也就應當成倍增長。於是就開始了極端的高估產和"先下手為強"高徵購， 即莊稼一收割就送入國庫。另外，各地還組織工作組和民兵成"大兵團"到農民家裡抄搜存量歸公（或公共食堂）。這樣，農民還有甚麼"餘糧"可以維持生命？在大飢荒年代中常常出現這樣不可理喻的矛盾場景：生產了糧食的農民活活就餓死在國家徵購了他們產品的糧倉外—輕浮的牛皮造成了沈重的謀殺。 在本文的開篇中，我曾把大飢荒和拉吉˙帕特爾博士的筆下的"糧食戰爭"相比。在這一結尾中我要補充的是：當過對中國農民的持久的糧食戰爭具有其鮮明的特殊性和殘酷性。其一，和目前國際政治中糧食出產國和農產品跨國企業利用糧食作為戰略武器來影響別國的政策截然不同的是：黨國對中國農民的這一場糧食戰爭是對內的，而且是針對本國糧食的生產者—農民的。 一般說來，國際政治中的糧食戰爭並不人為地製造飢荒、一般也不直接地斥諸於暴力，而是一種隱性的、戰略性的博弈。但黨國對中國農民的糧食戰爭則是直接地表現為無窮無盡的剝奪和榨取，人為地用暴力和國家機器製造飢荒，造成對千百萬生命的直接殺戮。其二，它和中共以強烈的意識形態為主導的世界性的"革命戰爭"息息相關：因對內、對外戰爭的需要，對農民手裡的糧食進行不合理的高徵購。先是因對外戰爭（如朝鮮戰爭）而用國家機器建立以重工業為絕對主導的戰時經濟，後又不斷強化這一經濟形態（從合作化到大躍進），以達到在國際共運中稱霸的目的、進而準備進行世界性的革命戰爭。其三，在這一場對本國農民的糧食戰爭中，中共及其領袖們的思路和實踐也完全是戰爭化或軍事化的。無論是高爭購糧食時的"先下手為強"的做法，還是在"反瞞產私分"中 -- 剝奪農民家中維持生命的僅有的餘糧 -- 的"大兵團作戰"的戰術，抑或在人民公社時期乾脆把全國農村都變成軍事化的兵營，以致把農民的任何口糧乃至鍋碗瓢盆都沒收到"公共食堂"去嚴加控制的戰俘營式的管制，都無可辯駁地凸顯出在實行這一糧食政策過程中的戰爭化的特點。 2012年年末於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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